广东快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广东快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4-10 12:44: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月下旬以来,新冠疫情席卷全球。据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统计,截至4月9日,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150万,其中美国确诊病例43万多,为全球最高。面对疫情,信息高度自由、科技远远领先的美国也终究未能预知预防。近一个月的全美紧急状态中,国会先后出台三次救灾法案,逐步找到抗疫的“正确姿态”,疫情拐点也因此隐约将至,美国或将在11月大选之前,回到熟悉的“往日世界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话语断裂”:美国为何错失防疫关键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强烈的“技术自信”与急剧的“内向化”,是美国社会面对疫情呈现出的基本姿态。耐人寻味的是,信息与技术原本是打破信息鸿沟、增进国际合作和人类福祉的有效途径,然而,即便扎克伯格一早深知疫情的真实风险,东亚多国抗疫实践也以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,但在社交平台中立性要求下,脸书只专注于打击虚假信息,对于“吹哨”、塑造等“主动防疫”行为不感兴趣。与2016年因“剑桥分析”事件陷入隐私风波不同,此次,尽管社交媒体并没有真正帮助美国避免沦为新的疫情“震中”,但脸书依旧收获了“比总统更可靠”的美誉。这是技术规则的一次胜利,却是技术道义的一次溃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升的总统支持率与稳定的“技术崇拜”所折射出的,是行政中立制度的“溢出效应”。一直以来,美国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,即政务官多半由选举产生,某种意义上,总统亦可视作最高层级“政务官”;相对应的,是多数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事务官,其任期通常不为党派轮替所影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不相信”与“不执行”,首先根植于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以领先科技为基础的“技术自信”。然而,试剂盒数量和质量均不过关的问题很快暴露,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不足问题突出,大规模检测滞后导致对目标人群的隔离与治疗缓慢,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科技面对感染状态不明且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群“难显神通”。一味“唯技术论”,将技术当做人性短板的兜底方案,忽略人的能动因素,这既是美国抗疫失利的原因,也是草根阶层学习与应用力钝化的体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布会上的特朗普与福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次疫情中,无论美国还是欧盟,人类作为统一社群的力量并未得到真实的展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两党制的正常化、文官中立或者数字科技的螺旋式上升,最多只能是让人类更好地应对一场当下的灾难。当另一场灾难来临,一切或又将从头开始。今年年初,梧州警方在工作中获取一条重要线索,发现在梧州市城区有人兜售国家机关证件,且涉案人员众多,金额较大。警方随即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,重点围绕开户、买卖、寄递、转账等环节,拓展上下层级,深挖犯罪网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3月13日联邦政府宣布全美紧急状态之前,两党实际上形成了某种“默契”,即“选举为主、防疫为辅”,这是联邦抗疫不及时的基本背景。换句话说,党派政治影响抗疫的“锅”,应该由两党一起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常,灾难的余波,大致将循微观民生、宏观经济、社会结构三个阶段传递。历史地看,2008年金融危机的创痕,让失业青年和被剥夺的中产阶级在2011年携手“占领华尔街”,人群对于对经济不平等的痛恨和对向上流动机会匮乏的恐惧在过去12年从未真正消失,这是民主党进步主义的温壤。类似的,2009年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运动,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共和党,也为特朗普提供了“价值支撑”,其与“进步主义”一起,成为美式民粹的两个侧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就意味着,无论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,还是在全球互联社交层面,疫情从来就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保守派媒体口中的“恶作剧”。然而,在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均高度发达的美国,精英与大众间却出现了严重的“话语断裂”。 “疫情凶险”一段时间内只存在于以科技精英和国会议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,在主流舆论和社交网络中,疫情仍为“域外之事”且“可防可控”,这导致“信息先机”最终并未转化为“防疫优势”。